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：他的常用药品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。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，寄来之物包括餐具、书籍、床单、轮椅和巧克力。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。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，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，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。
以前工作时，因为经常开会、谈判和见客户，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。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件需要毅力的事情。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，若不小心摔倒，还会有骨折的危险。但是，只要还能站起来，沥川绝对不用轮椅。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。
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。沥川继而纠正说，他是残疾，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。
我继续窘。
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，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，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，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。他只想做个普通人，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。而我，谢小秋，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。
回来后的第三天，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，我送他去医院，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。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，死活不肯住院。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，怕我会崩溃。
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，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。告诉我他番外三：“沥秋夫妇”日常的病情好转了很多，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，让我尽管放心。接着，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，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。
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。从那天起，沥川开始叫我“Honey（甜心）”。
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：成套的西装、领带、衬衣、T恤、牛仔裤、鞋子、内衣……袜子。我猜想，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，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，一股脑儿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。
衣物全部掏出来，堆了满满一床。
“沥川，”我叹气，“中国是个纺织大国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，这里又不是买不到。”
“纺织大国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“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？”
他顿了顿说：“Honey，我不随便买衣服的。”
“那还买了那么多——”
“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。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，有一大半是量身定做的，特别是裤子。”
“这也不难，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？”
“昆明有裁缝，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。”
“呵，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——你非常小资！”
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，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。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、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。
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，每天都要洗碗、洗锅、洗锅盖，连酱油瓶也不放过，然后擦桌子、拖地板、洗马桶、倒垃圾。我戏称他为“清扫狂”。
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，叫“Putzteufel（清扫魔鬼）”。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，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。
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。他可以单腿独立，长时间地站得笔直，昂首挺胸，一动不动。如果不看下身，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。沥川说，他是滑雪高手，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。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，就放弃了。
说到这里，我问他：“你不是学经济的吗？怎么又转行了？”
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：“因为我哥哥。”
“你哥哥？”
“手术后，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，决定转校到芝加哥。芝大也有建筑系。我想了想，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，我就去了哈佛。”
“啊……哈佛！”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《爱情故事》，“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？
“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，”他说，“学业很重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我日日学习到凌晨。”
“要这样拼命吗？”
“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，不想太丢他的脸。”
“哎，沥川，瞧你这经历，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！”
他拧我的耳朵：“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，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！”
我大笑。
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，我把自己的衣服塞进了纸盒。
沥川拦住我：“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”
“你的衣服这么贵，得小心存放。我的衣服很便宜，随便塞哪都可以。”
“不行，一人一半，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。”
“别买了，房子太小装不下，那就一人一半吧。”
我们坐在床上，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，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。
过了一会儿，沥川站起来找拐杖，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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